比爾蓋茨接受采訪時表示，政府應該考慮對機器人征稅；如果自動化進程因此而放緩，這會是好事一件。《經濟學人》的這篇分析則認為對機器人的投資可以讓人類工作者的生產力提高，而不是被淘汰; 對他們征稅則可能會使已經受到影響的員工處境更加糟糕。“怪罪機器人很容易，但蓋茨應該重新考慮他的靶子；當企業享有無可置疑的市場地位時，工人和機器都會是輸家。”

　　比爾·蓋茨不大可能是個盧德主義者（Luddite，指反對新技術的人），但前不久他在接受網絡媒體Quartz 采訪時卻表露了社會對快速自動化浪潮適應性的懷疑。為了預防社會危機，蓋茨深思后得出結論：政府應該考慮對機器人征稅；如果自動化進程因此而放緩，這會是好事一件。這是一個有趣但不切實際的想法，揭露了很多關于自動化現存的問題。

　　在某個遙遠的未來，擁有自己的意識、儲備金和會計師的機器人可能像我們其他人一樣支付所得稅（也許還和我們一樣主動）。這不是蓋茨先生的意思。他認為，今天的機器人應該征稅——無論是他們初次使用時，還是針對使用它們的公司因為節省了人工成本而帶來的利潤。由此產生的資金可以用來培訓工人，也許還可以資助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擴展，因為在教學和照顧老弱病殘方面還有許多自動化難以代替的崗位。

　　機器人是一種資本投資，就好像鼓風爐或計算機一樣。經濟學家通常建議不要對這樣的東西征稅，這樣能促進生產。阻礙投資的稅收被認為會使人們更貧窮，而不會增加多少財政收入。但蓋茨似乎認為對機器人的投資有點像投資燃煤發電機：它提高了經濟產出，但也帶來了社會成本，經濟學家稱之為負外部性。也許快速自動化會將工人從舊崗位上趕走，而新行業還沒有做好吸收他們的準備。這可能導致社會付出長期失業的代價，并可能引出破壞性的政策。如果機器人稅可以減少這些代價，那可能就是值得實施的，就像對有害的鼓風爐排放征稅可以阻止污染，讓社會更美好。

　　然而，現實更復雜。對機器人的投資可以讓人類工作者的生產力提高，而不是被淘汰; 對他們征稅則可能會使已經受到影響的員工處境更加糟糕。某些工人可能會被機器人替代，但整體來看工人們可能會生活得更好，因為價格下降了。減少機器人在醫療保健中的使用，并將人類納入這樣的工作，可能看起來是維持社會穩定性的有效方式。但如果這意味著醫療成本的迅速增加，吞噬了工人收入的增長，那么勝利的代價就太慘重了。

　　然而，蓋茨先生的建議中最有問題的一點是，至少目前為止，自動化并不是太快，而是太慢。工人被機器取代應該被認為是生產增長率的增長——以及經濟的增長。但自從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爆發的快速生產力增長以來，美國經濟體對這些措施持續失望。可以理解，蓋茨擔心的是一個即將到來的機器接管駕駛或管理倉庫的自動化時代。然而，在一個已經充斥著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經濟中，企業面臨的在節約勞動力技術上投資的壓力可能太小。當人們排隊等候以最低工資工作時，為什么要重新安排倉庫？增加機器人相對于人力勞動的費用，蓋茨先生的這一建議可能進一步推遲已經遲來的生產力繁榮。

　　當更快的自動化到來時，機器人可能不是正確的稅收目標。自動化可以理解為用資本替換勞動。為了使人類免受貧困，應該是，經濟體資本收入的一部分需要轉移給被機器替代的工人。擴大資本所有權是一個戰略; 人們可以購買無人駕駛車輛用作出租車，把車費作為收入的一部分。向機器人征稅和重新分配收益是則和這一戰略背道而馳。

　　但隨著機器在生產中取代人類，他們的收入將面臨和人類同樣的壓力。在工資中支付的總收入中的份額——“勞動份額”——已經下降了幾十年。勞動力充足是部分原因; 在較短供應鏈上的生產要素（如硅谷的土地或受保護的知識產權）的所有者處于更有利于討價還價的地位。但機器也不比人數量更多。工廠可以大量炮制復雜的新奇設備，甚至是錯誤的設備。生產軟件的第二份或是第一百萬份拷貝的成本幾乎是零。每個貨車司機都需要個別指導; 一個有效的自主駕駛系統則可以不斷地復制。大量機器出現后，將證明一件事——它們無法比人類（當然也是大量的）從增長中獲得的收益份額更多。

　　芝加哥大學Simcha Barkai的一份論文指出，雖然近幾十年來流入工人的收入份額有所下降，但流入資本（包括機器人）的份額已然縮減得更快。增長的是，公司收取其生產成本的加成，也就是利潤。與之相似，1月份發表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文件認為，勞動份額的下降與“超級巨星公司”的興起有關。越來越多的市場是“贏家通吃”，其中主導企業賺取巨額利潤。

　　大量且不斷增長的利潤是市場力量的風向標。這種力量可能來自網絡效應（網絡世界中的價值，與其他所有人都在同一平臺上），領先企業的卓越生產文化，政府保護或其他東西。自動化的浪潮可能難免會分享超級巨星公司的財富：通過重新分配公開的股份所有權，或通過對非公開的股份所有權收稅。怪罪機器人很容易，但蓋茨應該重新考慮他的靶子；當企業享有無可置疑的市場地位時，工人和機器都會是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