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發展階段之變

　　中國已經成功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從追隨者到世界規則的共同參與者和制定者，從生存階段到發展階段，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從先富到共同富裕，從物質匱乏到精神追求，從人口紅利到人力資本紅利，從政府包攬到多元參與，我國出現了一系列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我國外部環境面臨的發展機遇變化。傳統的機遇是納入全球分工，加快投資，擴大出口。那時，中國先要融入世界，參與全球分工。缺錢，就要吸引投資。我們生產的很多產品是為人家代工的，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另外，中國國內還沒有那么大的消費能力，也要靠國外的市場來消化國內的產能。現在，環境和資源約束加大了，粗放型經濟不可持續，先進的技術買不來，外部市場也不行了。舊機遇變成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創新能力和擴大內需的新機遇，倒逼中國開始新一輪改革和調整。

　　第二個變化是增長速度的變化。中國經濟從兩位數的增長變為個位數的增長，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既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因素，也是我們主動宏觀調控的結果，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如今中國一年GDP的增長量相當于1994年一年的經濟總量，不可能也沒必要再去追求更高的發展速度。面對經濟增速的放緩，中央最關心的實際上是增長的合理區間。上限就是通貨膨脹不能太高，要把物價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下限就是要保障就業。按照這個要求，把經濟發展預期目標定為7.5%左右。太高了，不利于結構調整；太低了，會給就業帶來壓力。而一旦經濟發展越出合理空間，政府就會采取相應措施，表明國家更加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不是片面強調速度。當然，說經濟放緩是一種符合規律的主動調整的結果，并不是說沒有“憂”。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階段，完成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任務既復雜又艱巨。

　　第三個變化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動力來源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中國利用勞動力價廉、環境承載力高等比較優勢，吸引了大量外資，利用向外部市場銷售產品，換取快速發展。這種模式對一個發展中經濟體非常管用。而一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加之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外部需求減弱，中國生產出來的東西，必須更多靠內部需求消化。如果繼續簡單用加大投資的辦法來刺激經濟，就不對癥了。下錯了藥，使反了勁，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造成產能過剩，加劇經濟不平衡。因此，必須尋找新的發展路徑和發展動力，創造和用好新的動力源泉，充分發揮好改革紅利、市場化紅利、城鎮化紅利和人力資本紅利。

　　第四個變化是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的要求更加迫切。“蛋糕”大了，人們在得到實惠的同時，不公平感增強了。老百姓不是對生產總值不滿意，而是對收入分配、環境、教育、醫療等不滿意。發展的軟制約更加突出。我們看到，一方面，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越來越重要。比如，京津冀要協同發展，必須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前不久，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六省區市以及環保部等中央有關部委，已共同建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今后，六省區市將分享“同一張路線圖”“同一個儲油罐”“同一個預警臺”以及“同一支執法隊”。京津冀有望兩年內改變燃油標準不一的問題，統一供應符合國五標準的燃油。另一方面，上層建筑不適應經濟基礎的問題更為突出。社會治理、社會保障、法治建設、誠信體系建設、文化發展等，都不能適應新階段的發展，需要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努力推動協同發展。

　　第五個變化是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諸多的變化表明，新一輪改革勢在必行。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要突破自身發展瓶頸制約，背后是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說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一是在市場化改革方面，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多年一直想改但改不動、改不了，難啃的硬骨頭，需要改的多是重大問題和敏感問題，不少觸及深層次社會矛盾，凝聚共識難度加大。二是改革必然觸動利益，觸及靈魂。城鄉之間，部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利益關系都要調整，甚至要觸動一部分既得利益。三是這次改革要解決制度的成熟定型問題。這涉及頂層設計，涉及體系性和制度性安排，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體制機制，必須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對黨和政府把握全局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四是國際環境風云變幻，外部環境錯綜復雜，把握好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兩個市場的難度越來越大。

　　面對如此復雜的情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改革制定了路線圖和時間表，大政方針已經確定。要按照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全面深化改革。一是解決觀念和理念問題。深刻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解決政府越位、錯位、不到位的扭曲行為，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加強誠信和法治建設，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二是解決好頂層設計問題。自上而下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系，以“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為抓手，簡政放權。三是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從體系改革入手，全面推進。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四是抓住重點領域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五是通過各方面制度安排保障人民權益。堅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健全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用加強社會建設等措施全面推進改革。六是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從激勵創新主體、完善鼓勵創新的政策和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全方位做好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企業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品牌創新等各項工作。

　　“基礎實才會行得穩，動力足方能走得遠。”李克強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指出，要向改革要動力，向調結構要動力，向改善民生要動力。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提質增效升級的新階段，不僅要爬坡過坎，還要行穩致遠。演講向世界傳遞了這樣的信息：中國經濟開局平穩，總體良好，我們不會為經濟一時波動而采取短期的強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長期發展，努力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