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還有一些對要素流動及市場統一不支持，比如基礎養老保險，要通過改革清除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財政的作為還在于提供更多的基礎性公共產品校正對市場的扭曲，防范系統性風險，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等等。這里面就有一個財政如何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分配功能責任以及分配支出責任，這在去年我已經講過了。今天我主要想講一下預算制度和社會保險。

    預算既要公開又要讓人民看得懂

    全面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是保證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重要制度安排，它提供了一個人民向政府表達偏好，并建立監督和制約政府行為的最佳指導，并確保政府行為與決策真正對廣大民眾和納稅人負責。

    當前我們正在做這件事情，我剛才講到了美國的進步時代，美國進步時代在之前實際上政府只是向民眾有一份報帳單，大概100年前的進步時代才建立了公開的預算制度。這對美國的國家治理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當前我們正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做的是學習其他國家經驗，既要公開又不要過渡的技術化，讓人民看得懂。而且今年1月1號開始實行新的《預算法》，老的做法和新《預算法》之間還有過渡的安排，這些過渡的安排必須處理好，不處理好也會造成當前的一些系統性風險，這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不能把社會保險缺口完全留給公共財政

    另外我今天還想跟大家多一點社會保障、社會保險，因為既然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也就是說它涉及到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面，而且社會保險對財政的可持續會有巨大的影響，我們必須考慮長遠。

    首先有一點社會保險是保險的屬性，現在往往大家認為社會保險是公共財政屬性，這點是要強調的，必須堅持精算平衡。社會保險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政策設計要綜合考慮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流動代際可持續等情況，需要往后想5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要調動當代人的積極性，強化個人責任，要建立一個自身能夠精算平衡的制度，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給公共財政，實際上是留給其他納稅人，否則不僅不公平，也帶來公共財政不可持續和國家治理的危機。

    另一種實際情況，也就是我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比較晚，是1997年開始逐步建立起來的，在此之前企業和職工并沒有養老保險交費，這些職工進入新的養老保險體系，是作為視同他交過費來對待的，從而造成了后代人必須提高繳費率，來補充老人未交費造成的缺口，這樣做當然不能說完全的不公平，但能不能提出或找到更為公平的辦法呢？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劃撥部分國有資產，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及適時的降低社會保險費率，我是這樣理解的。

    在1997年以前，職工沒有養老保險交費，實際上使得企業的成本不真實，擴大了國有企業的資本積累，因為那時基本都是國有企業。也擴大了國家財政的收入。

    同時，在1997年以前，國家預算大量的投資于國有企業，這樣從兩個渠道造成了巨量的國有資產，因此劃撥部分國有資產補充社會保險基金，就是而且應該僅僅就是針對視同上交而造成的養老保險金的缺口。從而在此基礎之上就有條件適時降低社會保險的費率，如果沒有這個劃撥補缺口就沒有條件降低費率，這是我對三中全會相關表述的理解。

    三中全會還要求，堅持精算平衡原則。我剛才講到了，要堅持社會保險的保險屬性，沒有保險屬性就沒有精算原則，所謂精算必須要參考社會的平均工資的增長水平，投資收益率，期望壽命，人口增長率，老齡化的速度，定期調整繳費率、給付率、最低的繳費年限和退休年齡，并健全多交多得的激勵機制，多交多得的激勵機制也是三中全會的原話，實現在全國統一基礎上可持續的代際平衡。

    這項任務我們現在路子很長要走，但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的來臨，時不待我，必須抓緊。當然社會保險不僅僅指的養老保險，還有醫療，醫療是另一種形式的精算，醫療保險也是保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精算。還同醫療藥品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更為復雜，我就不講了。

    過去那種雪崩式的經濟改革效應已經沒有了

    今天題目是“財稅改革與國家治理”，涉及的面很廣，我僅僅就社會保險，特別是養老保險講一點意見，各方面的任務很多，360項，三中全會。很多都與財政密切相關，改革任重道遠，改革已經站在了新的起點上，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形勢和挑戰，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如何確保在經濟中高速增長，甚至暫時的衰退時仍舊能有良好的秩序，政府有責任、民族有擔當，這是經濟再平衡后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我們現在新一輪的財稅改革，94年是一個高潮，那時候相比有明顯的區別，難度也更大了。當時通貨膨脹嚴重，如果不改革就過不下去，屬于高度危機推進的改革。現在是我們未雨綢繆，主動改革，全社會的危機感覺并不是那么強烈。

    還有比如當時建立基礎稅收制度，主要是面對國有企業相對比較容易現在國有企業的經濟總量占比不足30%，各種類型的企業并存，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方面訴求增多，協調起來更難了，資源約束、人口紅利釋放跟過去不一樣，過去那種雪崩式的經濟改革效應已經沒有了，經濟發展更多依賴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另外，既得利益固化，凝聚改革共識，找到最大公約數的難度也更大了。這是我們和過去不同，但是必須堅定的有時限的一項一項的做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這樣的要求，我們壓力是非常大的，我們有決心來推動的。

    我們既要有近憂，因為我們面對的一些下行的壓力。我們更要注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遠慮，以主動有為的姿態發揮好基礎和重要支撐作用，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制度基礎。

    我就說這么多，謝謝！